金陵刻经处与近代居士佛教

　　◎林克智

　　着名的社会活动家、近代佛教复兴的先驱——杨仁山居士创办的金陵刻经处，已历130个春秋。回顾刻经处130年来对佛教乃至我国文化界发生的重大影响与贡献，对促进今后的弘法事业是大有好处的。金陵刻经处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把握时机，组织召开“金陵刻经处与当代佛教学术讨论会”，此举无疑大有功德。借此机会，我想谈一些金陵刻经处在近代居士佛教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金陵刻经处的创设

　　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由居士创设的佛教文化机构。金陵刻经处的创立对我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杨仁山居士自咸丰末年(1861)几度阅读《大乘起信论》后，忽然明悟论中奥旨，遂对佛教产生了信仰，在佛经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于是“一心学佛，悉废其向所学”。同治三年(1864)杨仁山居士学佛几年，只是个人摸索，不仅师友难遇，甚至找寻一本佛经都十分困难。江南是佛法兴盛之地，为什么佛经如此难觅呢？其原因就是当时经太平天国战乱，太平天国劝男女老幼信奉“拜上帝教”，佛教寺院及经典大都毁于兵灾。在居士主持江宁工程局期间，遇到局中的王梅叔先生是位对佛学颇有研究的人，于是二人一见如故，经常在一起切磋佛学。后经王梅叔的介绍，又认识了魏刚己、刘开生、张浦斋、曹镜初等志同道合的学佛者。他们经常聚会讨论研究学佛弘法大事，一致认为未法时期要弘扬正法，首先要刻印佛经。同治五年(1866)，杨仁山居士在南京约集十多位同志，分别劝募经费，创办了“金陵刻经处”。起初，由杨仁山居土在南京城内的北极阁借得一片土地，盖了一处储存经版和经书的场所。后来，这块地皮因产权发生纠纷，居士不得已就把经版、佛书储存到位于南京花牌楼租赁的住宅中。为了使刻经处有个永久的场所，居士在南京城内延龄巷内买了一块21亩(1.4万平方米)大的土地，建造了私宅130间新房，杨仁山居士一家30余人连同刻经处全部搬了进去，这就是现在的金陵刻经处所在地，只是大门已改在淮海路上了。

　　杨仁山居士为发展刻经事业，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将全部宅第捐赠给金陵刻经处，杨家的后代也就分批地搬走了。居士不仅在临终前捐献私宅，还将从欧洲购回的各种科学仪器卖掉以充刻资，足见他致力于刻经事业的无我精神为世所罕见。

　　精选、精校、刻印佛典并广为流通

　　金陵刻经处的成立，意在精选、刻印佛典，广为流通，便利四众的请阅；并保存和整理佛教文化遗产，促进佛学研究的开展，贡献甚大。对近代佛教——特别是居士佛教的传播和复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杨仁山不仅在国内遍访古刹搜求佛典，还因1878年于伦敦结识了日本着名的佛教学者南条文雄，从日本求得我国唐宋古德的遗疏着述300余种，如《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等久已失传的逸书。他还从朝鲜访得《华严三昧章》，从日本购回《弘教藏》全部。为刻印经典，仁山居士认真阅读，仔细校勘，然后定出“必刊、可刊、不刊”三类，分主次先后刊刻流通。在杨仁山居士的主持下，金陵刻经处还规定三不刻：有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因此，由他主持刊刻的经书，均为上乘之作，被学术界称为“金陵善本”。杨仁山居士有感于日本编印的《续藏经》驳杂凌乱，就计划另编《大藏辑要》，拟刻印经籍460种，计3200多卷。“此书专为初学而辑，分别部类，以便检阅”，在其逝世后终于出版。

　　金陵刻经处自创立至宣统三年(1911)杨仁山居士逝世，40余年间刻印经典2000余卷，先后流通经书百万余卷，佛像10余万帧，对佛典的出版和普及作出巨大的贡献。在金陵刻经处的影响下，如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等都相继建立，上海佛学书局也随着创办。

　　注重佛学研究，兴办佛教教育，开创一代居士学佛新风

　　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不仅刻印和流通佛典，还从事佛学研究。他的思想博大宏通，自称其佛学思想是：大乘之机，启自马鸣；净土之缘，因于莲池；华严法界，遵循方山；参祖印可，则景仰高峰。“教宗贤首，行在弥陀”则是他本人所主的信仰。杨仁山居士所注释的佛教经论主要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佛教初学课本》并《注》各一卷，他的着作尚有《十宗略说》一卷、《观经略论》一卷、《等不等观杂录》八卷等，此外他还注释了不少儒道两家的典籍。杨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经处“日则董理工程，夜则潜心佛学，校勘刻印而外，或诵经念佛，或静坐作观”，可见他是学修结合的实际修行者，居士的真参实学精神影响了一代学风，故梁启超说：“今代治佛学者，十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之。”

　　杨仁山居士深感当时许多僧人不懂佛学，佛教界人才奇缺，因而创办佛学学堂以培养人才已成当务之急，他除自办佛学教学之外，更具文呼吁社会办学。他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的开头就说：“盖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弛，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概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西来的旨，无处问津矣！”教风的不景气，实因佛教教育不力，致人才缺乏之故。1907年秋，他在金陵刻经处设祗洹精舍，自编课本，招生教授佛典，并“以英文而贯通华梵”。

　　祗洹精舍就学者有出家人，也有在家居士，虽仅十余人，但大多是杰出之士，并且后来都成为着名的佛教学者或佛教社会活动家。据《太虚大师自传》的记载，当时的青年学僧有：太虚、栖云、了悟、善亮、仁山、惠敏、开悟、智光、观同等，俗众则只记下邱明，后来邱到支那内学院任教。《太虚大师年谱》宣统元年(1909)条还载：“与梅光羲、欧阳渐(竟无)、邱明，亦有同学之谊。”其中梅、欧阳二人不是蹊洹精舍时的同学，都是早期从杨仁山居士学佛。先后出于居士门下的学人尚有谭嗣同、桂伯华、李证刚、黎端甫、李澹缘、孙少侯、高鹤年等人。因经费不敷，精舍只办两年。宣统二年(1910)，杨仁山又与同人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佛学研究会”，本复兴佛教之旨，针对佛教衰微之象，力图振衰起弊。参与者多为当时学界名流，公推杨仁山为会长。

　　洹精舍虽只办了短短的两年，但其影响深远。因为它不同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僧教育组织，精舍以真正培养佛教人才为目的，并具有弘法于世界的眼光(重振印度佛教是祗洹精舍创办的目的之一)，具有高等僧教育的水平，是其它僧教育的机构难以比拟的，故印顺法师说：“为佛教人才而兴学，且具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太虚法师说：“祗洹精舍乃我国高等僧教育之始。”在杨仁山居士的指导下，一批卓越的佛学人才出现了——谭嗣同专于华严，桂伯华精于密宗，黎端甫善于三论，章太炎、谢无量、梅光羲、李证刚、欧阳竟无均擅长于法相唯识。

　　杨仁山居士殁后，欧阳竟无又创办支那内学院于金陵刻经处。后又于内院设“法相大学”特科，使绝响千年的法相唯识学重放异彩；太虚大师则创办佛学院于武昌。缁素两师同弘法相唯识，同为佛学思想界巨擘，而他们在法义上的不同见解，却推动了近代佛学研究的发展。

　　支那内学院学人毕集，吕徽、王恩洋、黄忏华、陈真如(铭枢)、熊十力皆列于门下，梁漱溟、汤用彤及梁启超亦从而问学。后来梁启超、汤用彤、梁漱溟、熊十力等至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等校任教，使佛学走向高等学府的讲坛。

　　居士佛学还通过当时维新派人物谭嗣同、梁启超以及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如章太炎等向政界渗透，间接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

　　祗洹精舍与佛学研究会不同于古老的教学方式，它是一所新式教育制度的僧学堂，开创了中国佛教教育及一代居士佛学的新风，后来各地佛学院的兴办与佛学研究机构的成立，亦多受其影响。

　　金陵刻经处在近代居士佛教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由居士创办的佛教文化机构，它在经籍刊刻流通、佛学教学、佛学研究等方面均创立了卓有成效的业绩，在以上几节论述中都已作了明白的展示，可以肯定：金陵刻经处在杨仁山居士的倡导下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对近代佛教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杨仁山居士的功绩是肯定的，正如太虚法师赞杨仁山为“中国佛学重昌关系最巨之一人”；赵朴初居士则说：“近代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

　　金陵刻经处是在清末佛教衰微之时创建的，由于刻经处同人的努力，对我国近代佛教的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现在正处于国家繁荣昌盛，佛教事业空前发展的大好时期。但因历史的原因，人才奇缺、四众素质偏低的现象亦仍存在。在居士学佛方面，虽然在许多地方都已恢复佛教居士林组织，但是活动尚未走上规范，在有些地方甚至以佛事活动大搞经济收入，偏离了学佛的方向。为使佛教事业能如法、健康地发展，总结和汲取金陵刻经处在弘扬正法中的宝贵经验，对振兴佛教与弘扬佛教文化以净化人生，无疑是适时而必要的，愿以此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