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出让佛学走出佛教之门，或许很多人会觉得唐突，甚至会认为是荒诞之言，然而我忆念伟大的觉者——释迦牟尼佛说法四十五年之中，总是当机说法，于是我还是冒昧地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并将实践中的体验告知同道，以求大德证明。

　　由于我前些年在本地区的县、市委担任过领导职务，如今又被调进地委机关担任部门领导工作，平常所接触的同事、朋友或者同学，大多是些领导干部，在迎来送往的公务活动之中，领导干部更是占多数。在我与他们的交往当中，我有一个基本的、或者说是大体相似的感觉，即初与我交往，或多年未见面重又接触，他们对我这样一个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的党政干部素食学佛深为不解，但只要我向他们广说佛学，宣讲佛经之后，绝大多数人都会惊讶道：万万想不到佛学里面居然还有这么多的科学道理，佛学里面居然还会有天文学、生理学、医学、心理学、逻辑学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学问。于是多数人由此萌发想来亲近佛学的善念。我也随缘送了不少的佛经、佛学书籍与他们。这中间有不少人从此走上了学佛的正信之路。这样的事一次又一次地在我身旁发生，由此我不得不产生疑团：对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佛学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如此陌生？为什么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产生过重大影响、作出过重大历史贡献的佛学，那么多领导干部会感到生疏？我以为除了历史上极左路线所造成的过错之外，人们长期以来把佛学简单地等同于佛教，把佛学局限于佛教是有很大关系的。由于长期形成佛学就是佛教这么一个概念，人们对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佛学宝库不去发掘，加之极左错误的长期笼罩，使得佛学这一人类的宝藏难以闪耀出指导人们认识宇宙、认识生命、解脱自身、求得自由圆满的光芒。这无疑是我们的一大悲剧。

　　应该说，佛学和佛教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佛学不可能有佛教，佛教对佛学的形成、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基本力量。但作为一门学问的佛学和一种依这种学问为教理组织起的宗教组织，两者之间是有相对的独立性的，我今天提出让佛学走出佛教之门正是基于这么一个观点。表面看来，时至今日把佛学与佛教相对而提，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我也是有感而发。我以为把佛学与佛教相对区别，让佛学走出佛教之门，是有利于佛法的弘扬的。如我所接触到的很多干部中，由于受影响，很多人都想学习佛学，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又怕涉及到个“教”字，怕因此产生许多与自己身份不相宜的问题。对此，我曾以毛泽东说过的：“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么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宗教，只红不专。”去壮他们的胆，但饱经风霜的人们深知伟人一时的主张，与实际政策有很大的差别，再加上政策的规定与实际执行又有差距，这种宽慰作用不大。有的干部与我谈及佛学时轻言细语，左顾右望，唯恐会有他人听见而言说其它。还有的干部看佛经、佛学书籍尤如看禁书一般，藏头收尾的。而我后来以佛学不是佛教、学习佛学不等于信教之类的观点去开示，以此观点理直气壮地去宣传、去说明，效果就比较好。有的人由此轻便入学，由浅至深，当一旦从佛学中获得智慧以后，余下的问题他们完全可以自己把握。

　　我提出佛学与佛教有相对的区别，并主张佛学走出教门，着力在我周围的干部中弘扬佛法，我是从世间流行的效益观点来考虑的。这样的实践使我感到一是入门效益高，如有一次我与一位县委副书记在省城开会，同居一室，他见我夜里打坐，由此发问，我便随机向他宣说了佛法，他十分感兴趣，随即也提出一个佛教的问题，我如是阐明了佛学与佛教的关系，他当即要我陪他去书店，结果他那次一下子就买了40多元的佛学书籍，并在会议期间就颇有兴致地读了起来。二是弘法效益高，领导干部学习佛学与普通百姓学习佛学相比，无论从佛法的弘扬，从护法的角度上讲，还是从庄严佛土、净化人生的角度来论，效益都要高得多。一位地委书记曾亲口对我说：“我以为佛学讲的许多精神，与党提倡的许多主张是一致的。如佛学中的‘普度众生’，与我们党所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本质是一致的。”我为此感到很高兴。他有如此认知，如此善念，自然会融在他的从政实践中，一位地委书记的社会作用自然非普通平民所能及。

　　我提出佛学走出佛教之门，并非是指责佛教强把佛学占为己有，独居宝山。在我国，多年来佛学只在佛教内流传，甚至遭到毁灭性的劫难，这是中华民族的共业所致，无可责备。但我如今提出让佛学走出佛教之门的观点，也并非是说佛教界没有一点责任，至少千万居士们应尽自己的一切方便，让佛学从教门中走出来，广传社会，进入千家万户，度化众生。

　　世界上一切事物均为因缘所成，我今生有缘受到佛法的恩惠，并有缘使佛法在广大干部中流传，有缘使更多的领导干部从佛法中得到法雨的滋润，我今后还要这样做下去，为佛法的光大，为众多的干部亲品佛法的甘露味，为提倡人间佛学、净化佛土而奉献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