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荣八耻”与当代佛教伦理道德建设
发布时间：2023-08-17 05:14:59作者：地藏经在线网“八荣八耻”与当代佛教伦理道德建设
2006年春天，胡锦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八荣八耻”号召，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根据当前的形势，提出建设精神文明的新要求。“八荣八耻”概括精辟，内涵深邃，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
一、中国佛教的伦理道德
建设应是与时俱进的
中国佛教伦理思想是社会进化的产物，它不仅有自己的特色，同时也反映了世俗道德的要求。佛教伦理的根本性质是强调扬善惩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佛教道德的基石，这是佛教伦理基本思想的前提，佛教的所有伦理道德的理论，都是围绕这一根本目的而展开的，所以佛教的经典里将行善却恶作为最重要的理论而进行阐说，强调行善者得善报，作恶者得恶报的因果报应思想，最终形成了一整套以善恶思想为因，业报行动为果的佛教道德理论体系，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中国佛教伦理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的变化与扩大，例如在封建社会，除了佛教最根本的善恶报应的基本道德得到了弘扬之外，儒家的伦理纲常也成为中国佛教道德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从宋代以后，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成为社会的主要道德轨范，三纲五常是中国社会道德伦理思想突出的内容，以孝为中心的道德要求成为整个社会道德的中心，并且构建了一整套社会道德思想体系。中国佛教界也在这一思想的体系下，顺应时代的潮流，将儒家的伦理思想吸收到佛教里面。宋代契嵩和尚就提出佛教的五戒配儒家的五常之观点，认为佛教的道德有助于王化，有助于社会道德的建立，“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宣称佛教讲孝，收拾人心，虽然人们通常把佛教看作是出世间的学说，儒道二家是人世的学说，但是佛教强调自己首先还是人世的，是在人世之后才出世的，即没有人世，就谈不上出世，所以佛教说到底还是世间的学说，这样就更好地把人世和出世给统一起来了。
近代中国，因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社会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儒家的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受到了批评，以强调人性和利益的市场经济的道德思维渐渐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发展方向。面对这种情况，中国佛教界有识之士也奋起直追，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太虚大师就认为，“至世间法则迁流无常；因乎时分而生种种差别，众生之心亦因之而有种种之殊异：若不随顺世间巧施言说，以应其时而投其机，则宜于此者或失于彼，合于过去而不合于现在，故佛法有适化时机之必要！夫契应常理者佛法之正体，适化时机者佛法之妙用，综斯二义以为原则，佛法之体用斯备。若应常理而不适化时机，则失佛法之妙用；适化时机而不契应常理，则失佛法之正体。皆非所以明佛法也。”[1]太虚把“契理契机”作为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理论，强调这是佛教与社会相适应的“常理”，未来的佛教就是在保持佛教的基本性质与特点情况下，契理契机地做一些调整而发展。对当代佛教的道德建设，太虚指出：“菩萨是改良社会的道德家。菩萨是觉悟了佛法原理，成为思想信仰的中心，以此为发出一切行动的根本精神，实行去救世救人，建设人类的新道德；故菩萨是根据佛理实际上去改良社会的道德运动家。必如此，菩萨乃能将佛教实现到人间去。”[2]践菩萨行的基础是在人生，具体地说来，就是落实在人的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因为“人在世界上，脱不了经济与政治：人群的社会生活，非经济不为功；至于政治，它能调剂保障人群社会生活的安宁。所以，我们要改善人生，首先要改善经济与政治，也可说是人生根尘部分的改善。……德行之改善。这就是道德行为的改善。在佛学上说起来，就是戒律，比较生活之改善还要密切。孔子云：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他就是叫人。
提高人格，成就德行。”[3]他进一步指出，“改正人类行为以转善国际形势，既依中国的固有道德文化，把人类不道德的思想改成道德底思想。本此思想，去做一切社会事业，则其所表于行为上的动作，不消说是美善的了。人类的行为，由此得其改正，合于佛教‘慈悲为本，方便为门’的意义；本着大慈大悲的心，去修一切利他的方便行。此种行为，若具体的表现于个人、于家庭、于社会、于民族、于国际，则此世界就可造成一个光明清洁的道场。故能改正人类的行为，便必然的可转善国际的形势。”[4]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共产主义道德成为中国人民的思想风貌，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是这一时期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的主流。中国佛教界也在这一历史转变时期，提出了自己的道德伦理观，把中国佛教的未来命运与社会主义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已故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明确宣称：“为社会服务，是我们佛教徒的天职。我们的口号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我们提倡‘人间佛教”[5]。他进一步强调，“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根本精神。《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阐明了佛法与世间的关系。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6]当前，中国佛教界就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以五戒、十善和六度的精神，自利利他，建设人间佛教的伟大事业。
二、“八荣八耻”荣辱观为当代中国
佛教伦理道思想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
作为当代社会新道德观的“八荣八耻”要求，其核心思想主要反映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一、国家利益与团体和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其中包含了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二、传统道德思想与当代社会的关系，其中包含了做人的道德标准。三、法律与现实的关系，其中包含了法制社会下的基本道德要求。以上三个方面，是因当代社会的发展而表现出的人们在伦理道德方面最显著的变化，因此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思想，它不仅对我们现在的社会伦理道德轨范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佛教的伦理道德建设，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八荣八耻”的特点是以“荣辱”的观点，构建了当代社会伦理道德的新认识，这些思想是建立在中华文明思想基础上的，是对我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的继承与发扬。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八荣八耻”的提出，符合中国社会现实，也契机了当代中国佛教伦理道德的发展。
讲荣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优良传统，古人早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荣辱观是不行的，社会伦理道德轨范，首先必须建立在荣辱观上。中国佛教的传统伦理道观，也是建立在社会公共道德荣辱观上，《至大清规·序》称：“礼于世为大经，而人情之节文也。沿革损益以趋时，故古今之人情得；纲常制度以揆道，故天地之大经在。”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荣辱观，是指一种具有大是大非性质的是非观或荣耻观，即要人明了在社会里，什么是荣，什么是耻，而不是说那种荣誉与屈辱的荣辱观，因为从佛教的理论来说，佛教承认荣辱是一种社会现象，《龙舒增广净土文》卷1说：“人生所以有贫富，有贵贱，有苦乐劳逸，有荣誉寿夭，其祸福种种不同。”但是，佛教追求的是一种出世的清净宗教，因为从佛教的本质上来说，佛教承认荣辱，然而认为要超越荣辱才是最后的终极，所以在佛经里一直强调：“祸福莫烈乎死生，故至贫贱之人，闻得生则喜若登天，闻得死则悲若人渊，然皆情也。如能率性观死生荣誉之境，不惟死生荣誉之境，不得夺我之志。”[7]所以，“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与佛教所说的超越生死的荣辱观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要引起注意的地方。
新时期的“八荣八耻”的荣辱观，给中国佛教界的启示，首先就是要建立以何为荣，以何为耻的是非道德观。在这个道德观里，与社会道德相重合的部分就是当前社会所强调和需要的是非道德观念，例如行善却恶的伦理思想，慈悲济世的救世思想，以天下为公，不损人利己的利他的理念，以及自我约束的道德行为等等。而属于佛教界的自身特有道德的内容，则有遵守戒条，严格自律，树立典范，维护权威，坚持正信等内容。中国佛教界在与时俱进的思想指引下，结合“八荣八耻”的荣辱观精神，根据社会伦理道德与佛教道德的现实需要，在坚持传统道德思想的前提下，用于指导中国佛教伦理道德思想的建设，重新正确确立何者为是，何者为非的大是大非观念，建立更加符合当前社会现实，走人间佛教道路的佛教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与理念。
其次，就是正确处理国家道德及社会团体道德与佛教团体道德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处理好国家与佛教、社会与佛教之间的伦理道德的关系。例如爱国爱教一直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早在东晋时期，道安法师就提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思想，强调佛教的存在与当政者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中国的佛教徒一直认为，佛法有“助王化于治道”的作用，东晋慧远法师曾说：“佛经所明，凡有二科。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处俗则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表于经文，在三之训彰于圣典，斯与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条檀越所明，理不容异也。”[8]历朝统治者也看到了佛教对社会安定所起到的作用，强调“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特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爱国爱教成为中国佛教界的一个重要的理念，赵朴初居士就说过：“就佛法来说，这是世法与出世法圆融的问题。爱国爱教，是中国佛教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历代高僧大德，没有一个不是爱教的，也没有一个不是爱国的。玄奘西去求法，鉴真东渡传戒，都是范例。不爱国爱教，玄奘就可长住印度，享受供养，不回长安；不爱国爱教，鉴真也可安养中国，不必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五次东渡日本。他们都是把世法上的爱国与出世法上的爱教统一起来，也就是把世法的爱国与出世法的爱教圆融起来而有当机弘法利生的。如同世法有国才有家一样。佛教也是有国才有教。佛法住世间，不离世间觉，虽然佛教信仰是超越国界的，但信仰的教徒却是有国籍的，是爱国家的管理和保护的。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的兴衰和国家的存亡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佛教总是依靠国家政权的保护和支持，才能弘传和发展，所以佛教常说要报‘四恩’，其中就有‘国家恩’和‘三宝恩’，报国恩就是爱国，报三宝恩就是爱教。佛教又常说转轮圣王的事，说的就是仁王要护法治国，法王要弘法护国，拿现在来说，也就是‘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这里双方关系是辩证的，主导方面是国家，国家是第一位的。真正爱国爱教也就必然真正爱教，真正爱教也就必然真正爱国。不爱祖国，忘记根本，何以报恩？何以教为？”[9]所以“八荣八耻”第一条“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就是佛教所说的爱国爱教的思想，把它作为“八荣八耻”荣辱观的首条，将热爱祖国放在了首位，这就表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也是处理国家与佛教关系的所系，是“报国恩”道德理念的根本体现。
现代中国社会与佛教之间的伦理道德的关系的梳理，应该体现在报“父母恩”、“众生恩”等理念和行为之中。佛教是社会中的一员，它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出家人和佛教徒都是由父母所生所养，寺院的经济与存在及其影响，来自于社会的存在，众生就是群体，人人生活在一个互相依靠、互相帮助的社会中，强调报恩的思想，就是当代佛教对当代社会的回报，也是中国大乘佛教所从事与强调的慈悲利生的理念所在，符合“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荣辱观之要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佛教协会一直倡导推广慈善事业，号召广大佛教徒“要发扬大乘菩萨的大愿大行，遵循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情怀，自利利他，广种福田，开展社会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精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服务。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佛教界为赈灾和社会慈善公益事业捐款捐物已达三亿多元人民币，表明了中国佛教界积极参与社会和发扬报恩精神的事实，为中国佛教道德建设提供了范例，契机了中国佛教的发展。而在处理社会与佛教的伦理道德的关系中，我们应该看到，社会是第一位的，因为没有社会大众，就没有佛教徒，没有社会的参与，就没有佛教的今天，就是说，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应该高于佛教的利益，佛教只有在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利用社会这个广阔的平台，才能产生影响，佛法才能普及人间，这也是中国佛教道德建设要充分考虑的一个情况，所有的佛教徒，也是在这个观念的前提下，来展开佛教的工作，将自己的利益系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之下。
佛教作为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如何处理好传统道德思想与当代社会的关系，是关系到佛教未来的发展方向的问题。不容置疑，佛教的道德本来就是从传统中发展而来的，这个问题已在前面的小节做了介绍。现在根据新时期的“八荣八耻”的荣辱观，谈谈如何将有益于当代社会的传统佛教道德思想更好地挖掘出来，给予发扬光大，契理契机，让佛教伦理道德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例如，从佛教的思想来看，佛教讲般若，般若就是智，慧，佛祖释迦牟尼说过“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是就要人从道理上去掌握佛教的知识。佛又说过，我死之后弟子们要“依法不依人”，要“依教奉行”这些都是说明了要自己去开发自己的原有智慧，不要迷信佛的教导
传统佛教的理论特点之一，表现在心学方面的内容。所谓“心学”，就是强调心的作用，这就是佛经上所说的“万法唯心”的思维方法，在这个原理的指导下，佛教一直在从事心理的研究，并且通过禅定的活动，对心理活动的分析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与成果。例如佛教僧人通过分析、发现并总结了人有五十一个心所或心理的变化，指出以有情为中心的一切法都是从有精神活动者开始，在认识过程中，所有复杂的心理作用，都是由心与心所统摄而完成的，一切认识作用都是依据缘境而发识的，当根和境和合时，心即反应生起现象，产生了别的认识。当代社会仍然离不开心理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物质高度发达的时候，人们的心理更需要精神的指导，佛教对心学的历史贡献，可以继续为当代社会服务，如何提炼佛教的心理学知识，为中国社会服务，增进社会道德水平，这些都是佛教伦理道德思想发展的空间。
传统佛教伦理提倡的扬善惩恶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所提倡的公共道德思想。“八荣八耻”荣辱观里的“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也是每个个体的佛教徒应该也必须遵守的道德观念。佛教有“农禅并作”的优良传统，“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是天下寺院奉行的规定。寺院里的所有一切都由僧人们自己打理，形成了热爱劳动为荣的风尚。佛教寺院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地位高低的不同。佛教僧伽的组织制度规定，僧众遵循佛教教义，以涅槃解脱为目的，在寺庙里过着戒和同修、见和同解、身和同住、利和同均、口和无诤、意和同悦的“六和”生活。“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众生将平等慈悲心达于整个世间，整个世界就充满了平等与博爱，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同时处在一种不失衡的和谐状态下。佛教的最基本戒条里有“不妄语”，要做到不妄语，首先就要诚实，有了诚实才有信誉，才会让人相信和尊敬。“诚实无智烦恼之本，顺已生贪违情嗔发。”[10]佛教的教义让人却除欲望，因为欲望是产生烦恼的根源，所以历史上佛教徒对生活的追求不高，许多僧人就住在简单的茅棚里修行，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有补丁的百衲衣，他们甘于过着油灯的俭朴生活，不追求金钱，不睡高床，不吃荤腥，不听歌戏，一心清修。总之，这些传统的佛教道德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其存在并且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价值，也是佛教为社会道德作出贡献最有利的窗口与方式，真正体现了佛教伦理思想和道德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与重要性。
当代社会是一个法制社会，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以法律制度来作为管理社会的基础，而不是依靠人治来管理社会。“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已经成为社会所有成员共同遵守的道德意识。佛教是社会的一员，因此遵纪守法也是当代佛教界的行为规范之一。佛教一直强调世法要与出世法统一，“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所以《维摩经·人不二法门品》说：“世间出世间不二，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于其中不入不出，是为不二法门。”[11]在佛门内部，一直有严明的清规戒律，《百丈清规》就强调“兴隆三宝，好生遵守清规。修行办道，专与上位，祈福祝寿，报答圣恩。”清规戒律成为约束僧伽内部铁的纪律，为僧者必须遵守，凡是违反者，都要受到惩罚，轻者批评，重者摒出僧团。但是佛教的清规并不能代替世俗的法律，佛教既要人世，就一定要按照世俗的法律行事，世俗法律是社会上每个人都要必须遵守的制度和规定，佛教徒也不能免俗。庐山慧远专门指出，佛教的教法要符合世俗的礼仪，出家人遵守佛家的法仪，这才是佛教对国家和社会行了更大的孝道。由此说明，佛教徒不仅要遵守佛门的内部规定和清规，更重要的是要强化遵守世间法律的意识，而且要把遵守世间法看作高于遵守清规的高度，只有服从社会的规范，做执行世间法律的模范，才能严格戒律，遵从清规，做一名合格的佛教徒。
三、结语
太虚大师曾经说过：“由是应知我们处于现在的时代，要使佛学昌明在现代的中国和全世界，就得先要观察往古各种主要的时机，是如何适应之而从佛法的原则上去推行发展。再观察到现在中国的思想界如何？最有力的思潮是什么？世界各国的思潮又是如何？将来的中国和世界所需要的是什么？应如何摄受或折服去宣扬佛法？如何能够使佛法作为中国或世界思想主要有力的指导和因素？或者以佛教来纠正他们思想上的错误，或增进发扬其合宜的地方。此实为现在有志弘法者所应当考虑思想到的。此虽非求学诸人的学力就能做到，但在修学的方向上，不得不如此。”[12]所以“从这些问题去研究，是现在修学佛法有志弘扬者所必要注意的。即是说一方面要贯通佛法真能救世的道理，充实佛法的根本学理思想；另一方面要使佛教的教化力实现于人类世界。……总结上面的观点不外乎两种：一种我们是中国人，当如何在新中国的文化思潮中而昌明佛教思想。第二种即如何使佛法能作战后重建世界和平的主要思想或其因素。这便是现代有志弘扬佛法者所应努力的两大目标。”[13]太虚大师指出了未来的佛教界要行动的目标，但是要实现这些目标还有待于佛教界的努力，特别是在当前新时期“八荣八耻”荣辱观的出现下，佛教界如何结合社会现实，把“八荣八耻”的思想与佛教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佛教伦理道德，任重而道远。
一个民族要有灵魂，要有自己的道德标准，知荣辱，讲诚信，就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是中华儿女做人的基本要求和最起码的道德标准。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道德观，就是根据今天的现实社会情况，对我们提出的进一步要求，也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扬光大，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培养中国人民的道德素质，提升全民族的精神，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八荣八耻”的重要意义在于向人们指出了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求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们要有自律，要有理想，要学会判断是非，这是建立新时期社会的道德准则。佛教的思想里包含了“八荣八耻”思想，佛教道德与社会世俗道德是相通的，建立未来社会道德，推广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弘扬中华传统文明，佛教的伦理道德思想是对社会道德的发展有其利用价值的，也更有其发展的空间，结合新时期的“八荣八耻”的荣辱观，充分挖掘传统佛教伦理道德资粮，进一步完善与建设当代佛教伦理道德观，何患“三代礼乐尽在是矣”不能到来！
注释：
[1]《佛乘宗要论》，1920年6月，讲于广州讲经会。
[2]《Bp人成佛的真现实论》苇舫、谈玄合记，《海潮音》卷15第1期。1938年2月在重庆作。
[3]《人生进善之阶段》，1935年11月在丹阳正则女中讲。
[4]《建设现代中国佛教谈》，1935年12月在广州作。
[5]《在中国佛学院本科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84年7月25日。《赵朴初文集》第53页。
[6]《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1983年12月5日。
[7]《紫柏老人集》卷24，明憨山德清阅。
[8]《答桓太尉书》。
[9]《弘扬爱国爱教传统加强班禅传世灵童认定——在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赵朴初文集》，第307—308页。
[10]《菩萨本生鬘论》卷14。
[11]《增一阿含经》卷26，《等见品》。
[12]了参记《佛教徒应参与中国和世界的新文化建设》，《海潮音》卷24第9期。1943年在汉藏教理院讲。
[13]当然，佛教还有属于自己特有的道德规范，这里不涉及，特此说明。
作者：黄夏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