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证严（1937年5月11日－），俗名王锦云，早期法名修参，法名证严，法号慧璋，出家前自号静思，慈济功德会的会众多尊称其为证严上人，又因驻锡在花莲，早期被称为花莲师父，又被称为台湾的德蕾莎修女。台湾台中市清水区人，慈济基金会创办人，皈依师为印顺长老，秉持师命“为佛教，为众生”，1966年于花莲县创立慈济功德会，即慈济基金会之前身。2012年，证严法师受马来西亚槟城州元首封予拿督斯里勋衔。

　　证严法师生于台湾日治时期末期，自幼过继叔父为长女，就称呼叔婶为父母，也随着迁居丰原。其继父（原叔父）经营剧院，往来丰原、清水、潭子等台中市之间，家境小康；证严法师则从旁协助，也分担家务。证严法师侍奉继父母被地方传为至孝美谈。后因经历二次大战美军空袭轰炸，见证战争的残酷。

　　1960年，二十三岁的王锦云因继父脑溢血过世。哀痛逾恒之余，开始思索人生道理。

　　1960年，23岁的王锦云，至丰原寺拜拜，当地住持妙广法师赠其“解结科仪”。后因父丧至慈云寺拜《梁皇宝忏》，体会人生无常之道理，此后萌生出家之意。传在接触佛法后，引发法师探讨宗教之兴趣，也曾阅读《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并且也同时专研《四书》。法师从四书中体会到中国传统之伦理道德是维系社会安定必须遵循之法则，如果人人安分守己，社会必会安定和乐。同时期，有位信徒前来询问是否可将家中破旧之《法华经》当废纸售出。法师听到法华经经名，心生欢喜，便花了数百元钱请回家。此一经书至今仍置于静思精舍。后经当地慈云寺出家师父引荐，前往新北市汐止静修院，准备出家，三天后被母亲寻回。

　　王锦云随着慈云寺修道法师再度离家，由台中前往高雄，再转台东县鹿野乡王母庙。几经波折，在台东县鹿野乡王母庙之后，先后移居知本清觉寺、玉里玉泉寺、花莲东净寺、台东佛教莲社。后寄住在佛教莲社时，至信徒家中做客，在其府中见日文版《法华经大讲座》，才发现法华三部中的《无量义经》及《观普贤经》。阅读无量义经时，看见“静寂清澄，志玄虚漠，守之不动，亿百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三十二字，对无量义经产生浓厚兴趣。后经许聪敏居士引荐，证严法师前往花莲县秀林乡佳民村普明寺弘法，两人就暂住许家。

　　1962年，修道法师返回丰原，25岁的王锦云独自留下。王锦云自行落发，现沙弥尼相，许聪敏为之取法名“修参”。

　　1963年，位于台北的临济护国禅寺预备开坛传戒，而来自花莲、自行削发的沙弥尼，在戒会的前一天到了台北，二十六岁的修参正是其中一名，打算先去临济寺报名，却因未曾拜师，无法受戒。而后又跑到朱仑街的慧日讲堂图书处，购买《太虚大师全集》，打包好书籍准备要离开时，突然下雨了，刚好在慧日讲堂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慧日讲堂的创始人释印顺导师。

　　印顺导师忆起当年那一幕：“那时候我住在慧日讲堂，有位以前女众佛学院的学生慧音，带了一个人来，见了我之后，就到讲堂的图书处去买《太虚大师全书》。我这才听慧音提起，这人本是要来受戒的，但因为在花莲时，只依了一位许聪敏居士为老师，就削发了，是没有出家的剃度师父，来了才知道无法进坛受戒。”

　　当时有人告诉他其实可以就近拜个师父，就能报名了，但他坚持师父要慢慢找，所以想到慧日讲堂来买套《太虚大师全书》，就要回花莲去了。没想到买了书后，他就跟慧音讲：‘我要拜印顺导师作师父！’”老人家说到这里，呵呵朗笑起来：“我这个人啊！不善于说话，也不知道他看中我什么？但，我答应了。随即替他取个法名叫‘慧璋’，就要他赶快回去，戒坛报名的时间就要截止了！”

　　因开坛传戒时间紧迫，印顺长老为证严法师开示：“我们因缘很特别，我看时间来不及了；但既然出家了，你要时时刻刻为佛教、为众生啊！”。

　　这个时候，释印顺导师看她那么有诚意，随即给他取个法名叫‘慧璋’，王锦云才得以赶去台北中山足球场附近的临济护国禅寺去进行报名比丘尼具足戒，而得到一个戒名称“证严”，这也是证严法师法号的由来。而当王锦云已成为释证严了，便返回花莲，许聪敏居士在普明寺后搭建一小木屋，证严便在其中持诵抄写《法华经》，后因台风倒塌，又移往花莲慈善寺讲《地藏经》四个月，在讲经期间有四位弟子皈依法师座下，后又至基隆海会寺结夏安居三个月；直至1964年秋，方才回到普明寺，和德慈、德昭、德融、德恩四位弟子在附近之地藏庙旁之小木屋安居、修行。鉴于当时台湾佛教界普遍因应信众的需求，出家人经常必须外出诵经拜忏，即使三更半夜也不例外，实在无法安心用功办道，二十七岁的证严法师坚持“一不赶经忏，二不做法会，三不化缘”，便手工制作毛衣、饲料袋、婴儿鞋等自筹财源生活。

　　1966年，二十九岁的证严法师前往花莲凤林镇某私人医院探望弟子德融的父亲，见地上一滩血迹，听人告知，为丰滨一名原住民妇女小产，却因缺少开刀所需保证金新台币八千元而无法开刀，只得又带回部落。此即“一摊血”事件。后来证严法师又遇三位穿着修女会衣的海星中学老师贝蒂、黄雪文和高凌霞修女因为郊游路过普明寺；不期而遇的情况下，比利时籍的贝蒂修女在谈话中对说：“佛教信徒这么多、力量这么大，如果做社会服务的工作，影响会更大。”证严法师大受震撼。

　　当年，法师原依印顺长老指示，要前往嘉义妙云兰若；但在信徒挽留之下，决定在花莲开展社会救济工作。

　　法师留在花莲后，要求信徒每日于竹筒存下当日菜钱五毛钱，日日发善念，并与法师一同手工制作婴儿鞋，辗转相传，信众日多，此便是慈济人言传之“竹筒岁月”。

　　1966年农历3月24日正式成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功德会成立之后，请求皈依、剃度者众多，法师不得不放下当初立愿不收弟子的坚持。然而也为弟子立下两项规定：“一、凡皈依者，必须要做‘慈济功德会’的成员；二、凡皈依者，必须实际负起‘慈济功德会’的救济社会工作，而不能徒托空言。”

　　功德会创立初期，与几位弟子仍在普明寺做手工，发放救济品，地方十分狭窄。但因慈济开始发展，普明寺的空间渐渐地越来越无法容纳参加发会的信众，法师便向母亲请求援助，捐资购下一甲五分的地，并建起一间大殿，即“静思精舍”。由1968年起，三十一岁的证严便逐渐兴建精舍、厢房、寮房、办公室等，历经十多次增建，成为全体慈济人的心灵故乡。

　　功德会初期，证严在当地会员的协助规划之下，发行“慈济月刊”，开始建立“慈济委员”、“慈诚”制度，成为慈济发展最大动力，会员逐渐扩增。

　　1978年，法师发现罹患心绞痛，深觉“人命在呼吸间”，忧虑慈济功德会没有长久支持的资源，更感于台湾后山地区长期缺乏医疗资源。

　　1979年，法师举办多次义诊，也因十多年来的慈善志业，发现“贫病相依”、“因病而贫”，又感于台湾东部（花东）地区长期缺乏医疗资源，决定在慈济委员联谊月会上，发起建立“佛教慈济综合医院”。

　　发布消息后，然因花费太高，起初不得众人支持。但法师于各地奔波募款，始受社会各阶层及政府单位支持，历经当时林洋港、宋长志、李登辉、吴水云县长等人协助，解决用地。

　　1984年4月24日，于花莲市区原花莲农工牧场土地动工。

　　1986年8月17日正式完工，隔年又展开第二期工程。慈济医院立下免缴住院保证金之先例，之后台湾卫生署要求全台湾医院也照此办理。

　　聘请前故台大医院副院长杜诗绵、原台大医院复健科主任曾文宾负责筹划工作，并相继出任花莲慈济医院院长。

　　医院建院完成后，医院有硬件而无软件──即医疗人员，便逐步推展教育志业工作，建立慈济护专、慈济医学院。而护专、医学院后来相继升格为慈济技术学院、慈济大学。而除台湾本土社会救济外，进而从事资源回收的环保工作，推展中国大陆赈灾、国际赈灾等工作。于海外建立慈济人据点、分会，要求慈济人能怀着“取之于当地，用之于当地”、“头顶别人的天，就要回馈当地”等理念，在全球各地推动四大志业八大法印，也得到许多当地人的尊敬。

　　1991年中国大陆华中、华东水患，法师见灾情严重，便发起街头募款及勘灾、救灾工作。大陆赈灾与国际赈灾，在台湾都曾受到不同立场批评，而法师要求慈济人不涉入政治、不参选的原则，也曾受挑战。法师仍一本初衷，坚持推行，逐渐建立庞大的志业团体。

　　《静思语》不是法师的著作，乃是法师对弟子们的教诲，由弟子们集结成书出版后对社会造成很好的影响，因此常被引用为修身格言，“慈济教师联谊会”进而在国民小学推广《静思语》教学、研发了许多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