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清福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懂得安闲的趣味了

白居易
不争荣耀任沉沦，日与时疏共道亲。

北省朋僚音信断，东林长老往还频。

病停夜食闲如社，慵拥朝裘暖似春。

渐老渐谙闲气味，终身不拟作忙人。

《闲意》是白居易任江州司马期间所作，描述了作者在九江期间闲适安逸的生活。在江州司马任上，白居易不仅创作了包括《琵琶行》在内的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他念佛求生净土的终极信仰。这首诗就反映了作者从一个立言建功的文人转化为一个寄身官场、栖心净土的净业行人的心路历程。

世间人所谓的幸福，用佛法的概念来解读，无非是对五欲六尘的追逐与满足。站在现世人生的角度，这种幸福观也是无可厚非的，趋吉避凶、趋乐避苦是众生本具的天性，也是我们成就“常乐我净”究竟佛果的初始动力。问题在于，由于我们凡夫德薄慧浅、知见颠倒，往往在追求幸福时做出许多背道而驰的努力，勤恳作务，到头来不是事与愿违，便是一场空欢喜。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借助佛法的智慧，对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做一个甄别。

世间之福有两种：一种称为洪福，指拥有功名富贵的幸福，世人企盼的灯红酒绿、富贵骄人的生活大多都是这种幸福;另一种称为清福，指一种平平安安、衣食无忧、恬淡安适的生活。可这两种福却很难齐聚一身，往往是洪福愈盛，烦恼越多。之所以有这样的缺憾，究其实是因为洪福是一种外在的环境和评价，而清福却是一种内在的感受和自肯。或者说，洪福的决定权来自于外部，清福的决定权却来自于内心。

南怀瑾先生在《金刚经说什么》一书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人生鸿福容易享，但是清福却不然，没有智慧的人不敢享清福。人到了晚年，本来可以享这个清福了，但多数人反而觉得痛苦，因为一旦无事可管，他就活不下去了。有许多老朋友到了享清福的时候，他硬是享死了，他害怕那个寂寞，什么事都没有了，怎么活啊!所以我常告诉青年同学们，一个人先要养成会享受寂寞，那你就差不多了，可以了解人生了，才体会到人生更高远的一层境界。这才会看到鸿福是厌烦的。”

可见，洪福很有可能只是一种痴福，洪福之福，更多的时候只是满足了面子上的虚荣，是享给别人看的。民国时上海大亨杜月笙说人生有三碗面难吃—人面、情面、场面。所谓过得好，有福，无非如此。而清福却是一种智慧，是通过对外物与自心的观察、思维与调整之后，形成的一种符合中道的和谐心态。洪福之盛，莫过于帝王之福，而清朝顺治帝却选择了弃帝位着僧袍的生活，正是因为他深切地认识到了“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

白居易在这首《闲意》诗中，描述的就是他自京都贬谪至江州司马任上时，安享清福的自在心态。江州三年，是白居易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可以说，正是在江州，他有机缘与东林寺三位上人过从甚密，这不仅抚慰了他官场失意的落寞之心，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他一生中的信仰方向—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对于一个建立了超越世俗体系目标的人来说，现世的浮沉只是一道道变换的风景，只是欣赏品味，却不能扰动内心的平静。

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四十八岁那年的春天，自江州启程赴忠州，次年夏，自忠州召还，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自此开始了他在官场上的一段顺风顺水的日子。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他确立了“终身不拟作忙人”的原则之后，可见世间的洪福，只是过去世行善的自然果报，岂是能“忙”来的，所谓“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

从追逐洪福到享受清福，这种转变是一个人阅历增长、智慧渐开后的自然过程，一位稍具思考与反省能力的老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些从容、淡泊的处事之道，这就是“渐老渐谙闲气味”的道理所在。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要有机缘接受正确的理念，也就是善知识的作用。白居易在江州的三年，远离京都那些营营作务有为法的同事朋友，与修行清净无为法的僧人密切接触，自然是尘心淡泊、道心坚固。反观我们自己，修学佛法、受持戒律，肉也不吃了，酒也不喝了，牌也不打了……在过去那些吃吃喝喝的圈子里自然成了另类，初时未获法喜，未识同修道友，在朋友的调侃乃至耻笑之中，难免郁闷、寂寞，甚至动摇道心，此时便是出尘的障碍显现之时。社交圈属于我们心所感召的依报境，当我们的心行由埋头造业转向出离轮回时，依报境自然也会随之转变，大部分朋友便会离我们而去，而新的志同道合的社交圈也会慢慢形成。此时的寂寞便是磨练我们心性的实验场，要相信德不孤，必有邻。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清福是清净之福、清静之福、清闲之福、清雅之

福。享清福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懂得安闲的趣味了。六道轮转不休，其推动力就是我们内心的贪瞋痴，此生有幸遭遇佛法，先让心安闲下来，让这轮子转慢一些。“终身不拟作忙人”，这话与其说是向主流价值观宣布的诀别词，也可以说是向轮回宣示的诀别词。

清福是出世之福，洪福则是入世之福。正如南老所言：“一个学佛的人，你首先观察他有没有发起厌离心，也就是说厌烦世间的鸿福，对鸿福有厌离心，才是走向学佛之路。”